2014年5月9日14时，76岁的于长运安静地睡了。
在他的遗体告别会上，原吉林大学校长伍卓群向这位老战友深深地三鞠躬。时光如水，那段雄姿英发的岁月、那指点江山的激扬都已悄然淡去。5月的柳絮飘飘洒洒，像是在寻找生命的位置。而于长运的一生，则永远地定格在了吉林大学，定格在南区这片他一直深爱着的热土上。
梦想开始的地方每到6月，吉林大学前卫南区北门的花园都会聚集着即将毕业的学子，青春洋溢的笑脸、姹紫嫣红的花儿、新修葺的萃文楼与逸夫图书馆相映成趣，构成一个个馨香扑鼻的校园记忆。对学生们来说，这里是告别母校、迈向社会的起点；而对于长运来说，这里则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1983年12月，原国家教委发文批准了吉林大学（指合校前的吉林大学，下同）的最大学生数量是10050人，在职教职工的最大数量为5208人。而要达到这样的规模，仅靠吉林大学在解放大路周边原址的土地面积是远远不够的，新校区的选址与建设就这样被提上了学校工作议程。1985年4月，于长运被任命为吉林大学总务长，总务、基建成了他的工作职责，同时，他还负责协助时任校长伍卓群先生主抓新校区的选址工作。那几年，为了选定新址，他们遍寻长春市的各个角落；为了寻找他山之石，他们跑遍全国多所知名高校。为了获得建校批准，他们在北京、省政府、市政府“三点一线”跑了不知道多少回。1986年7月，吉林大学与长春市双德乡政府正式签署征地合同，购买了32万平方米的土地。从此，“南校区”“新校区”“前卫南区”“中心校区”几个不同时代的称谓就在同一块新的土地诞生、演绎着。当时，面对着还满是庄稼野草的“新校区”，因到处跑申请、写报告、做规划而累瘦晒黑了的于长运心中满是澎湃。而他也知道，真正的艰难才刚刚开始。
当年，在选址征地的过程中，北区的发展空间问题一直在困扰着大学的领导层，许多校领导开始动了“北校南迁”的念头。一方面，北区地处市中心繁华地带，不仅被街道分割成“马路大学”，还要遭受交通噪声的干扰；另一方面，实现“一处办学”既便于学校的统一管理，也能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营造优厚氛围，可谓是一举多得。但有道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建设治理整顿、压缩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要想争取国家教委、省市政府的支持是很艰难的。而最关键的是学校内部的思想很难达成统一。
顶着压力，接过重担的于长运开始了漫长的奔波。几年间，他带着设计师们走遍全国，考查各地的校园；艰难谈判，取得多方的支持。与身体的辛劳相比，心理上的煎熬才愈发痛苦。由于对南迁的不理解，他身边的同事、学生，甚至是老师，很多人都劝阻他、反对他承担这份重任。但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事要想做，就必须要去做好。图书馆奠基了，南苑一舍二舍开始施工了，直到1990年8月6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复了吉林大学关于“建设南区、开发北区，最终实现两区合一办学”的可行性报告。就这样，于长运朝着他的“南区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一定要实现南区梦于长运的右手与别人不同。
1991年南区第一次开学前夕，新生即将来校报到，但食堂的供暖管道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于长运心中非常着急，带领同志们跑到工地查看。当时，那儿有一个约两米深的沟，上面搭着一块跳板。结果他走到一半的时候跳板折了，掉下去时右手先着地，导致整个大拇指180度拧过来，神经和筋当场断裂，泥和血混成一块……于长运的女儿于微波现在想起来还非常心疼：“本来医生说只要6个月后回去接神经就完全没问题，结果他带着伤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半年多。他压根就忘了自己的伤，错过了治疗时间，以至于他的右手大拇指从那以后就始终是瘪的！”
就在原国家教委的批复下达后，于长运又受命与主管副校长一道领导了新校区的第二次征地工作。在原有32万平方米的基础上，扩征78万平方米。至此，新校区用地形成了现中心校区除基础园区和经信教学生活区以外的全部土地规模。随即，他又领导基建处组织了新校园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前期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伍卓群老校长回忆道，南区第一、二次的征地保证了吉林大学文理科的南迁，为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奠定了基础。
当年的南区还是一大片庄稼地，于长运就带着团队在田地里规划、建设。冬天刮风下)的时候，他们军大衣裹身倒着走；夏天在前进大街当年的土路上骑自行车，一路下来，满嘴都是土。他们在原双德乡卫生院（已拆除，现前卫南区28宅附近）找了一位师傅做饭，经常吃住在工地，热腾腾的饭菜上黑压压落着一层飞虫，但那也没办法，只能轰走，轰跑了就赶快吃。
由于于长运敢想敢拼，对工作极其负责，被同事们戏称为“拼命三郎”。有一次为了赶工程，他一连46天没有回家，吃住就在工地上。
那时，南区建设与北区南迁同步进行，多点工作无形中极大地增加了工作难度。哪些院系先搬过去容易，哪些后过去，轻装备的学科是否愿意搬，重装备的学科如何搬，还有一些师生们对于北区是有感情的……于长运主动与各个院系领导沟通、协调，尽可能掌握、满足他们的发展要求。他常常跟同事们说：“你要做这个建筑设计，要知道你的服务对象，不论设计施工，还是未来管理都是要为你的对象服务。”在这种观念下，设计团队以满足学科发展和师生需求为核心，注重长远的考量与统筹，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实地勘察。
曾记得，于长运经常带人在南校区的田园里仗量。那时候的南区还是一片田野村庄，潺潺的小河流经现在的行政楼一直到住的宿舍。为了准确定位边界，做好适当规划，他们沿着校园边界走了不知道多少次。每当有人陷入迷惘，担心工程“遥遥无期”时，于长运总是这样鼓励他们：“向前看！不要忘记学校的办学目标，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即使是梦，也要把这个梦描绘出来给后人看。靠你们年轻的一代一定要把这个梦实现！”
虽然于长运离任时并没有见到南校的今日繁花似锦、建筑各异的美丽校园，但他在退休前所做的《北区南迁十年规划方案》却为后来的设计施工者所继承。文科搬过来后，数学楼盖起来了、东荣大厦盖起来了、计算机楼也盖起来了，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顽强地散发着生命的朝气，崭新的吉大焕发着青春活力，于长运的梦想也一直走在路上！
侠肝义胆大丈夫“在建筑设计上，他其实是半路出家。”于长运夫人的话让我们了解到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
1938年，于长运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21岁时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物理系，后奉调至吉林大学原子能系，后又转入化学系，毕业后留任化学系辅导员。
1970至1978年，于长运被调到原吉林省卫生防疫站，从事核试验放射性落下灰对环境污染的监测工作，多次荣获卫生部和吉林省的科研成果奖。1974至1975年，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组织的“我国食品中放射性含量调查”的协作课题。在实验中，他不顾放射线对健康的损害，多次参与放射源的分装工作，其成果发表在《原子能科学技术》（1979年第2期）。该方法荣获省科技成果奖并被纳入国家标准方法，至今仍在使用。而后，于长运还被聘请到原白求恩医科大学讲授两门重点科目，并编写讲义达10余万字，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谦虚的人格魅力受到学员的充分赞扬和爱戴。
在防疫站工作的后期，单位要盖房子，领导看他能干就把他调到了基建处办公室。“临危受命”的他就只能边学边干，看图纸、画图纸，抓进度，重质量。大楼盖起来了，职工们受益了，他感到特别的欣慰。
于长运的朋友们则喜欢用“侠肝义胆”一词来形容他。文革期间，化学系团总支书记被批斗，他的室友唯恐遭受牵连，将他反锁在门外，而于长运毫不迟疑地将他接到自己的寝室；还有一次，于长运冒“丧失立场”之大不韪，及时抢救一位老先生的性命，其勇气与爱心深为同仁称赞，而被救者家属也终生念念不忘。
于长运夫妻育有一双儿女。在家里，他一直教育孩子要“忠孝两全”，对国家大事要忠，对老人要孝顺。他从不干涉子女的成长，也从不利用自身职权为他们铺路。当年有人建议他把自己的孩子介绍到学校来工作，他当时就说：“那怎么能行！来学校工作必须是硕士生以上的学历，他们要来就去印刷厂干活，去实验室涮瓶子，其他的事想都别想，否则是要犯大错误的！”
作为丈夫、父亲，他以身作则；作为朋友，他肝胆相照；作为吉大人，他尽天职，仗义执言！在他的后半生，南区梦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我走了，你们好好活着”
逸夫图书馆承载了吉大南迁的记忆，是当时学子的精神家园。
在逸夫图书馆的天井，他亲手设计了一个“Library”的雕塑，一本本书呈阶梯状向上延展，立面形成“L”造型，喻为“书山有路勤为径”；还在“L”顶部那本翻开的书中央做了一个小喷泉，取“书是知识的源泉”的寓意。
退休后，他对逸夫图书馆报告厅走廊墙壁的“中外科学名人壁画”的保护放心不下。因为这些画是他当年苦心设计主题，邀请著名画家贾涤非所作。据中央美术学院专家的初步评定，现在价值高达几百万元。他在纸上将情况一一写明，希望能引起学校的重视。
翻开于长运在病床前的记事本，一排排或清晰或潦草的文字映入眼帘。
“一生中能有机会参与组织领导南区建设，开创南区这个事业，也没有遗憾了”。病床上的于长运心里始终放不下南校区的建设。基建处的同志向他“汇报”了南校区建设的现状和规划蓝图，他听后很是高兴，仿佛又回到了逸夫图书馆刚刚奠基时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饱经风霜侵蚀的双手攥着笔，一笔一划，用着全身气力，颤颤巍巍地在纸上写下了“圆满，高兴”这4个字。
病魔让他有着满腔肺腑的牵挂却无法说出。他微闭双眼，好像又看到了那片黝黑的土地，那些竣工的楼房，那些年轻的战友，那些过往的沧桑。他拿起笔，用这一辈子的过往，写下了深深的嘱托：“我走了，你们好好活着！”
5月8日那天被抢救过来之后，于长运就和家人要纸，想写字。他的手抖得厉害，用拳头握着笔，吃力地划下“好好做人，好好做事”8个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始终念着大家，念着他半生的心血结晶———吉大南区。
梦系南区，情定吉大。今天，于长运先生的梦终于成为了现实，我们后人将会继承他的遗志，不断实现理想的新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