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8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汽车系汽车组学习，195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济南山东工学院自动车系任助教，开始从事汽车人才培养工作。1955年起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开始汽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9年在苏联获副博士学位后回国，分配到长春原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历任汽车教研室主任、汽车系主任等教学行政职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任吉林工业大学校长8年。吉林工业大学是以培养汽车人才为主要特色的国家重点大学，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之后，我在培养博士生和博士后等高层次汽车人才方面仍继续出力，所以我这一辈子，自己即被作为汽车人才培养的对象，又以培养汽车人才作为主要职业。几十年一路走来，我在培养汽车人才问题上多有思考，并结合自身经历多有体会。
如今，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汽车行业需要培养基础扎实、综合知识面广、且具有战略眼光、国际化视野和辩证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根据我自身的经历，为培养新时代需求的高素质汽车人才，应该抓住以下几个关键节点：
一、人才培养，大学主导《中国汽车报》的评论员文章认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没有提到汽车，但提到了同是交通工具的高铁和大飞机，高铁也是民用产品，其行驶的速度更快，可靠性和批量生产一致性要求也更高。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高铁已经成为一个先进强大的产业。而中国轿车工业起步比高铁早，至今约有33年，但至今还没有全面掌握核心技术，研究能力也没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中国现在是汽车大国但不是汽车强国，产业技术主导权还不在中国人手里，产业安全性还很低。
与高铁相比，中国汽车工业为何这么被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高素质的汽车人才，尤其缺乏具有战略眼光的汽车业领军人才。高铁世界闻名，这是因为我国有很多专门培养铁路交通人才的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在机车动力学方面的研究世界领先，这就为我国发展高铁起了决定性作用。据了解，美国一些大的汽车企业，其紧缺的汽车人才都是从高等学校挖来的。
当今在我国汽车行业中的顶尖技术专家也都是由大学培养出来的，例如郭孔辉院士、李骏院士等都是由吉林工业大学培养出来的。
由此可见，汽车强国的关键是人才，而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主要渠道，因此有必要探索一下大学应如何培养高素质的汽车人才。
二、加强基础重视实践高等学校虽然是培养汽车人才的主渠道，但是汽车人才培养的质量好坏，主要看毕业生在基础知识方面是否掌握得扎实，是否形成了自我学习的动力与能力，而不在于学了多少专业课。根据我的体会，汽车研发人才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毕业后的在职培训以及通过实际工作锻炼才是最重要的。
举例来说，中国一汽的原任总设计师田其铸是山东工学院1953届的毕业生，学制三年，提前毕业，只学习了一些传统汽车基础知识，基本上没有学什么汽车设计之类的专业课程，后来他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汽的汽车设计大拿，主要是通过解放牌汽车改型换代等设计实践锻炼出来的。又如一汽负责研发的原副总工程师潘盛兴也是山东工学院汽车专业本科三年提前毕业，他的汽车总体设计技能是通过在前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在职培训锻炼出来的。因为田其铸和潘盛兴都是我在山东工学院的学生，对他们的情况我很清楚。
三、学习外语，见多识广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学好外语对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汽车人才十分必要。
我中学就读于上海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震旦附中，故而能熟练掌握法语，即使在40年后有一位法国大学校长来我校访问，我尚能用法语与之交流。后来他专门邀请我去法国参观访问，使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法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和培养汽车人才的情况。
我曾留学苏联，所以讲、读、写俄语当然没有问题，即使在回国30年后，1991年我应邀在去莫斯科参加高级汽车人才培养国际会议，我作为大会主持人之一，在开幕式上用俄语发表了长篇的主题演讲。
英语我主要是在上海交大学的，一般的口语对话和阅读都没有问题。我曾三次赴美国底特律参观访问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厂，在语言上都没有感到什么困难。
因为德文、日文的汽车杂志和专业资料比较多，所以我很早就学了德语和日语，虽然口语不行，但是文字资料都能看懂。例如我应日本五十铃汽车公司邀请赴日本考察，因为看得懂日文，所以在生活上和出门旅行没有感觉语言障碍。
我还自学意大利文，原吉林工大图书馆有意大利文汽车杂志，这本杂志一直无人借阅，只有我经常前去翻阅，似乎这本杂志是专门为我订阅的。
因为西班牙语与法语属一个语种，所以我也自学了西班牙语，并且能看懂西班牙文文字资料。有一次，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地面力学国际会议期间，会议专门组织参观访问了欧洲汽车系统设计中心，在该中心我阅读了大量西班牙文的技术资料，受益匪浅。后来在我所编汽车类专业教材中多处介绍巴塞罗那欧洲汽车设计中心的重型车系统的设计方法。
总而言之，由于我懂得多国语言，在国外参观学习十分方便，让我大开眼界。
我虽然学了多种外语，但我并不提倡外语学的越多越好。学外语贵在应用，而不是用来自装门面。我认为如果懂得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英俄法五国的语言就足够了，就能在世界上走得通。因为英语是世界通行语言，所以英语非学不可，不学英语如何谈得上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汽车人才。
四、历游各国，开拓视野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汽车人才不能坐而论道，而应该让所培养的对象利用一切机会，历游世界各国以达到开阔视野的目的。
我大学毕业后通过出国进修学习，参加国际会议、工作访问、专题考察等活动，我历游了世界上近20个国家。通过校际互访以及参加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签订协议等活动，开阔了我对培养高素质的汽车人才要求的认识，学习了国外高校先进教育思想。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访问时，通过与教授们的交流得知他们的教育观点是：学工的不懂理，在学术上就没有深度，搞理的不学文就缺乏跨界的思维能力，就没有创造性。在MIT就设有很多高水平的文学和艺术方面的选修课提供学生进修。
在哈佛大学参观访问时，教授都非常有国际化视野，谈到一个问题时放在世界的层面来讨论，学生也随时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问题，学生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在某个领域是什么样的水平，知道自己国家在哪些方面跟世界的差距在那里，要怎么去努力，这可能也是哈佛大学生在未来会成为很多国家的精英与领导人的原因。
无独有偶，当我在日本京都大学访问时也得到了同样的信息，我与日本京都大学联合培养了一名车辆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通过与日本导师的交流，得知日本有规定，凡是没有国外工作和访问经历的教师不能评教授，这是因为没有国际化视野的教师是培养不出有国际化视野的学生的。
在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参观访问时，使我特别感受到美国车企对员工的继续教育特别重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有专门的继续教育管理部门，要求员工按规定的内容完成继续教育任务，并严格考核，有很规范的奖惩制度。我曾经在底特律市内的韦恩州立大学住了几天，每到晚上校园停满了私人汽车，这是三大汽车厂的员工专门在晚上来韦恩大学上课学习的。这使我想到国内的一些大学在为工厂企业员工提供继续教育服务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访问期间与该公司技术研究中心的一些研发人员多有接触，得知其中有些是从柏林工业大学等高等学校来的教师，他们是来工厂参加生产实践的，因为在德国高校对汽车人才的培养教育采用“双元制”，理论与实践并重，因此要求教师也有工厂实际工作经验。
在法国巴黎访问法国汽车发动机研究生院时，得知法国的大学主要打基础，专门划分没有那么细，只是在研究生阶段才专门设有汽车专业，并讲授汽车专业课。
除了美、日、德、法这些汽车强国外，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等学校，在教育思想上也有很多值得的学习的地方。例如在越南参观河内国立大学时，据该校校长介绍，胡志明主席为该校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先学做人，后学知识”，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又如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国立科技大学参观时获悉，该校的食品工程专业在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体制创新，食品工业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支柱产业，而食品工程师跨多种的交叉学科，它牵涉生物种植、畜牧饲养、加工包装、运输储藏、营养卫生、安全检测等多种学科领域。我由此想到：与食品工程类似的汽车交叉学科，在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机构设置等方面是否可以向乌兹别克斯坦学习，力求在汽车人才培养体制上有所创新。
五、人文知识，不可或缺我从初中开始就对文学特别感兴趣，喜欢写些小品类文章，我曾梦想将来能上大学，攻读人文学科，毕业后当上一名作家或者新闻工作者。
1946年在我读完高中一年级时，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每天晚上5点到9点上课，我下午在震旦大学附中一放学，随即就去民治新专，一直到晚上9点才放学回家吃晚饭。如此持续两年后在震旦附中和民治新专同时毕业。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上海有很高名望，解放前在上海争取民主运动中功勋卓著，校长顾帆中是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他认真办学，把上海新闻界的许多名流都请来授课，如上海名记者陆怡给我们讲《新闻采访》课，又如建国后任驻英大使的宦乡给我们讲《国际关系》，复旦大学教授许杰讲《中国现代文学》，这些课我都爱听，它吸引我当时才十几岁的少年进入文化的大门。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民治新专我还学了俄语，这在解放前的上海是罕见的。
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的两年学习，对我打好人文基础知识十分重要，举例来说，汽车类专业有一门《汽车政策法规与法律服务》必修课，因为这门课的内容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学科，各校老师对此都较为陌生，故推荐我编写这门课的教材。因为学“文”提高了我文字表达能力，自我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以后还每年至少编写一本教材或专著，至今已出版汽车方面的著作近30本。
总而言之，我的体会是:对学工的来说，打好人文知识基础，很有必要。“学工的也要学文”这对高校优化高层次汽车人才培养模式有一定影响。
六、学习哲学，大有可为在汽车人才培养方面我另一个体会是：学习哲学，大有可为。
我在初中阶段就开始学习艾思奇有关哲学方面的入门著作，解放后又反复学习毛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思想。在苏联留学期间根据学校的要求我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经典著作，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学习哲学提高了我逻辑推理能力，教给了我分析问题的方法。
学哲学重在应用。在我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以后，我仍然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汽车人才的培养。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发现中国汽车产业所以大而不强，问题不在于资金短缺，也不仅仅因为人才数量不足，更主要的是中国车企缺乏思想，缺乏辩证思维和系统思想，因此培养具有辩证思维能力和系统思想的汽车领军人才已迫在眉睫。于是我集思广益编写了《汽车产业辩证法与系统思想》一书，并于2015年8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内某一权威智库给我来信，阅读了此书感到十分震撼，其中一些哲学观点，对汽车业高层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读者来信鼓励对我是一种鞭策，我将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由材料、零部件采购、产品开发、产品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集合而成。对每一个环节企业决策人员都必须在由技术、市场、资源、管理等要素交织的复杂矛盾中权衡取舍，做出理性的决策和抉择。认识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是正确决策的、进行抉择的思想基础。因此，对企业经营活动中遇到的众多矛盾应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进行分析，以其减少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盲目性，提高决策和抉择的科学性。
七、开放多元，深化改革现在汽车人才培养是个热门话题，国内凡是有理工科的高等院校一般都设有汽车类专业，尽管目前车辆工程专业数量众多，但大多数千篇一律，仍遵循苏联汽车专业的培养模式，没有形成特色。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汽车人才培养应有新气象、新活力。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走开放多元之路。
现今在我国，在开放办学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如上海纽约大学，北理工莫斯科大学等都已陆续建立，实现中国学生不出国就能留学。但是从长远看，开放办学的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些，这对培养国际化人才大有好处。例如在汽车人才培养方面，可否允许国外的大学和跨国大企业来中国办一些有特色的汽车学院，如建立吉林大学通用汽车学院等。
国内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企业的成功，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然而长期以来国内所有高校都没有设置汽车行业管理专业，只有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根据开放多元的原则与美国诺斯伍德大学合办了“汽车行业管理”本科专业，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汽车管理人才。对此我们应给予鼓掌和支持，希望以后在国内出现更多中外合办的汽车行业管理专业。
其次，国内各高校同一车辆工程专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可以各有特色，不必强求统一。另外在教材方面，不应该限制使用全国统一的教材。应该鼓励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编写出版多种各有特色的专著和教材，供学校选择采用。专业参考书更应该多出版一些，让学生自有取舍。现在这样的材料实在太少，学生能取舍的余地不大。
再次，在学制方面，是否也可以根据各地各专业的性质不同，采取灵活的多种学制，如：3年（本科生阶段）+2年（研究生阶段）；4（基础知识教学）+1（在工厂参加实际工作锻炼）;2（基础教学）+1（实际锻炼）+1（专业教育）等多元方式。
但是不能延长，又要有实际工作能力锻炼这是一个矛盾，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八、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我国汽车业所以大而不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大型汽车企业缺乏使命感。因此在高等学校培养汽车人才中应该思想领先，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尤其要在青年学生中培养使命感。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社会更和谐，中国要大力发展汽车交通行业，建设汽车强国，这是立志从事汽车行业的青年学子光荣的历史使命。
60年前，当我在前苏联留学时，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聆听毛主席的教导后，就下定决心，立志为发展中国的汽车交通事业奋斗终生。
至今，60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老一辈汽车人虽然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把我们国家建成了汽车大国，但是建设汽车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把这个使命传递给下一代年青人。应该让年青人懂得，建设汽车强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有百则不饶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弘扬“红船精神，不忘初心，不忘使命，永远奋斗”。
所谓红船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一定要让“红船精神”在青年学子的头脑中深深扎根，教育他们牢记建设汽车强国的历史使命，永远奋斗。
（作者系原吉林工业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