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1961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山东省青岛市。1981年考取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毕业至今一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考古工作。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古城遗址申遗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考古中国”课题“长江下游文明模式研究”总负责人、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30余年来他一直奔走在考古一线，建树颇丰，由他所主持或参与发掘的良渚古城遗址、余杭玉架山遗址均曾获得过“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其本人也曾获得“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浙江省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关中郎，考古缘1961年11月，刘斌在古城西安出生。那时的西安还保留着古朴的味道。在成长的岁月里他总能听到身边的大人半开玩笑地说每一座房子下面都有可能埋藏着一处千年宝藏。或许是这座曾经承载过十多个王朝的古都到处镌刻着历史的印记，或许是父辈们不经意的话语，又或许只是对“我们究竟从哪里走来”单纯的好奇，这个关中少年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关于历史的种子。正是这颗种子让刘斌今后的人生与考古、与中华文明有了深深的牵绊。后来的他一路求学来到了吉林大学，主动选择了心仪的历史系考古专业，师承中国考古学大家张忠培先生，四年的求学生涯以及在河北蔚县三关遗址的田野考古实习经历，使他积累下丰厚的知识与技能，毕业后又奔赴浙江，专注于良渚文明的发掘研究，历30余载而初心不改。
吉大情，恩师义1981年8月，20岁的刘斌来到了长春，当时的他对考古学满怀憧憬与热爱，但他尚不知身为他的系主任以及专业老师的张忠培先生是何许人也。只知道其他老师都在私底下叫他“张大帅”，后来才知其原委，张先生也确属帅才。因为，他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正是他带头开创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填补了东北地区考古事业的空白。
张先生讲课很有特点。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老师讲课全靠讲义和粉笔。但张先生从不愿意直接念写好的讲稿，而是按照地区和流域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许多区系类型，按照时间线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去给大家梳理。每讲一个文化就用粉笔把当时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在黑板上画出来，同学们也都跟着在笔记本上画，感受更加直观，记忆也更深刻。有时又从考古讲到哲学，大家听得起劲，先生讲得高兴，往往是白天的时间不够用晚上还要再加两三个小时的课......
“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每当谈及贤师们的教诲与影响，刘斌总是充满感慨。当时的吉林大学考古系就已经聚拢了一批优秀的学术大师：于省吾先生、金景芳先生、张忠培先生、林沄先生、张森水先生等等。这些业界前辈们的谆谆教诲以及自身一点一滴的努力积累，为刘斌今后的考古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赴江南，遇良渚1985年，刘斌毕业，当年工作还包分配。这一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一个名额分给了吉林大学，可当时班级里并没有来自南方的同学，反倒有四个都来自陕西。于是刘斌成了那四分之一，却不曾想这一南去便与一个叫做良渚的古文明产生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刘斌还不太了解浙江的考古情况，临行前与恩师张忠培先生谈话，想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先生对他说“长江中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带着师长的告诫，这位儒雅的关中少年一路南下，去追寻这份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刘斌到来的时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文明的发掘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以说他赶上了好时机。在接下来的30余年里，刘斌见证着良渚文明———这个实证了中华文明确确实实具有五千年历史的考古发现的一路出土。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5年，良渚文明的发掘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一系列遗址相继发掘。
总有人觉得考古是一件非常讲究运气的事业，很多重大发现都存着些许因缘际会的意味。2006年年底在针对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的一次发掘中，刘斌意外发现了一层分布散乱、高低不平的石块，具有明显的人工开采过的痕迹。紧追着这条线索，刘斌带领着团队为世人勾勒出良渚古城的全貌。
然而，从石堆到城墙，与其说良渚古城是命运给予刘斌及其团队的馈赠，倒不如说这是优秀的考古工作者在面对线索时刨根问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结果。“这些带有人工痕迹的石块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要堆积起来？到底是河堤还是城墙？”“如果是城墙，那么围绕着整个遗址到底还有多少区域是我们尚未发现的？”“如果真的是城墙，如此浩大的工程一定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佐证。”带着一连串的问题与猜想，刘斌带着团队用双脚丈量着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历时近一年终于证实，这，就是城墙。在接下来的10年里，顺着这个方向，考古队不断深入发掘，终于勾勒出了包括内城墙、外城墙以及复杂水利系统在内的良渚古城的全貌。
良渚古城的发现对于中华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正如刘斌自己所说：30多年的考古终于证明了良渚是一个成熟的国家。而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们总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但是考古发现始终未能证明这一点，这就无法得到世界的认可。因为，历史不能靠传说来支撑，就像提到5000年前的古埃及，人们就会想到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要想证明中华文明确实存在了5000年，就要有实实在在的考古证据。
良渚古城遗址证明了这一点！占地1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故宫的大小，加之复杂的水利系统，如此庞大的体系足以证明当时社会组织与社会文明程度不亚于同时期其他古文明。刘斌认为，良渚出土的玉器与后来多个文明时期的玉器存在着关联性，这是中华文明走过五千年的重要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一个不曾断裂的过程，一脉相承的文化概念。
行于野，谦于行考古界有一个顺口溜常用来形容考古工作者：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收破烂的。在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经常风尘仆仆地拿着旧陶罐、碎瓷片，挨家挨户问农户有没有挖到类似的东西，因此常闹出笑话。总有人问刘斌，考古一定很苦吧？他却反问“人生在世哪有不苦的呢？”这是属于刘斌的豁达。
在他的记忆里，田野考古的确是苦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居无定所是常事，好的时候可以借宿农家，坏的时候只能住帐篷。南方冬季的熬人程度不亚于北方。早晨脸盆里的水会结上细小的冰碴，晚上耳朵不敢露在外面，因为会冻疼，何况还有老鼠时不时爬上被子。有一次，睡梦中的刘斌被老鼠吵醒，一睁眼却看见老鼠就在他头边蹲着，顿时睡意全无。后来索性就蒙着被子睡觉了，既不冷又不用担心自己会在睡梦中被饿极了的老鼠咬掉耳朵。虽然如今的考古条件改善了，但刘斌早已习惯了穿着耐脏的黑灰色衣服，也改不掉看见哪里在挖土就要凑近看看土层状况的职业病……在刘斌看来“考古也是一种修行，面对历史我们无法改变什么、发明什么，只能在坚定的信念里，走近历史的真相。”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申遗成功，作为负责人和发现者的刘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时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面对荣誉，刘斌总是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他不断告诉媒体要多关注他们的团队，这里还有很多人对于良渚文明的发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为所长兼团队里的老大哥，刘斌一直以身作则告诫队员要团结。新中国成立不过七十年，中国考古人却挖出了中国博物馆里80%的文物，这不是一个人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正是在刘斌的带领下，浙江的考古氛围一直业界闻名。
伴随着荣誉而来的还有诱惑。考古是门苦差事，条件苦、工资低，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取得了瞩目的成果，若以此为跳板另谋高就，的确是十分吸引人的方向。刘斌却不改初心，在他看来，对良渚文明的研究还是框架层面的，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深究，还有很多谜团有待解决，这种时候一定要拒绝诱惑，继续坚持下去。
思保护，重传承考古人是时间的回溯者，也是与时间的赛跑者。“目前国内大部分考古工作都是抢救性发掘。”刘斌说。考古工作者与农民的锄头抢文物，与盗墓贼的铲子抢文物，更要与经济建设中的挖掘机抢文物。对于遗址和文物而言，再微小的破坏都是致命性的。瑶山大墓（良渚文明遗址之一）遭遇盗墓贼的那一年，墓里的玉器还没完全出土，刘斌只能带着队员在墓坑中间横上木板和衣守夜......良渚文明保护过程中的一切琐碎细节都需要考古研究所来考虑：哪里需要征地、哪些企业需要撤出、申请经费、寻找学术支持、和农民打交道、和施工队沟通......在不断地协调与努力之后，这座五千年前的古城才得以安稳地重现于世。
五千年前良渚文明的建造不是一个人的杰作，五千年后良渚文明的传承也不应只是少数人的责任。刘斌深谙少年人才是国之未来的道理。“让孩子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热爱中华文化，才能增强文化自信。”2019年8月，国内首本以良渚文化为主题的儿童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出版，刘斌作为第一作者对书中内容的权威性与趣味性负责；即使工作任务繁重，他依旧会抽出时间与小读者组织见面会，为孩子们答疑解惑；连续十年为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做开营讲座；参加央视节目“开讲了”，向现场的青年人讲述良渚文明的重要意义......刘斌一直奔走在宣传良渚文明的第一线。
人们总说，当你走了太久而迷茫时，不如停下来，回头看看最初的心。参加工作已经三十余年，刘斌一直初心不改的原因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吉林大学，对于这所曾让他徜徉在知识海洋里的母校，他一直心怀感恩，称自己为“吉大之子”。他在努力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也在尽心尽力为母校的发展添砖加瓦，并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启发所有的学弟学妹。他说：“生命中生活与工作是不可分的，我们要爱工作、爱生活，不断成长，不断完善自心。生命的外延是有限的，而所有的学识与经历都是拓宽我们生命的内在空间。愿我们心怀世界，共创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