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语中一百岁的老人被称为期颐，期是期待，颐是供养，意味着百岁老人饮食起居无法自理，需要期待别人的照顾。而有一位老人，也已步入期颐之年，却精神矍铄，能提笔写书，能看病问诊，能读书看报也能每天打上一段八段锦。他就是获得了2016年全国 “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称号的董彝。

董彝毕业于陆军兽医学校，该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为北洋马医学堂，解放后逐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两次更名后变为 “解放军军需大学”，是现吉林大学农学部的前身。毕业后的60余年里董彝一直从事兽医工作，为安徽省乃至国内畜禽诊治工作作出重要贡献。退休后仍积极发挥余热，诊治患病禽畜，参加家畜疑难病会诊，为青年兽医讲课，笔耕不辍，写出10部关于畜禽病症的书籍，共计400余万字。

连天烽火学岐黄

董彝，1920年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是一名长工，为人正直好抱不平，母亲从小识文断字与人为善。父母身上的好品质给董彝的人生树立了好榜样。母亲认为家无恒产，如果自己的孩子再没有文化傍身，以后就只能给别人做一辈子长工，恐难以生存。于是，在董彝7岁时，母亲决定送他去上学。这在当时算是十分有远见的想法，毕竟村子里大多数孩子在这个年纪都被送去给地主家放牛赚点收入贴补家用。母亲的睿智决定给董彝的人生带来了不一样的机遇，加上聪敏勤奋，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从中学毕业，然而学习的步伐却不得不因战火停滞下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淞沪会战失利，敌人的炮火向南京袭来。为了免受战火的蹂躏，董彝随家人开启了逃难之旅。而正是这一年，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贵人。在长沙江苏难民招待所里同时还住着金壇中学的张校长。张校长惜才，又见董彝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就决心鼓励他读大学。当时陆军兽医学校正在招生，入学后为学员免费发放服装鞋袜，每个月还有津贴，毕业后可以直接随军当兽医。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前途渺茫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良机。但当时董彝只是中学毕业，没有高中文凭还不具备考大学的资格。张校长拿出随身携带的学校方印，为董彝开具了高中毕业证明，还根据当时的 《投考指南》帮他辅导。在张校长的热心帮助下董彝顺利考取了陆军兽医大学，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

对于这位萍水相逢却给予他莫大帮助的张校长，董彝一直心存感恩，也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期间正是战事紧张的时候，一周七天有5天专业课、2天军事课。当时的教育学用结合，这为董彝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1940年毕业后他随军当兽医，照管和救治战马的工作帮助他提升了业务能力，艰苦的战争环境也练就了他坚毅的品质和过硬的身体素质。

信念坚定勤求索

解放后，国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急需各种人才。原本回乡务农的董彝凭借着一身技术，得以在1950年考取华东区农林干部训练班，开启了为期8个月的学习之旅，这8个月对于董彝而言意义重大，这是促进他思想转变与进步的8个月。培训期间他认真研读了干部必读的13本书、听取政治报告、认真学习重要新闻社论、听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报告。这些学习让他的思想接受了新的洗礼，他深刻地感受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让民众安居乐业，他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这份信念如明灯一般指引着他的前进道路，即使在后来长达20余年的黑暗时光里，他从未放弃践行这一信条。

工作中的董彝业务出色、技术一流且待人以诚，深受群众和同事的好评。1951年，完成了培训的董彝被分配到阜阳工作，上任第二天就遇到了棘手的状况。当地发生 “牛瘟”，耕牛不吃草不反刍，高烧41度，24小时后就死亡，这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农村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董彝看到那些抱着死牛痛哭不已的农民，内心揪成了一团。从农村出来的他十分清楚一头牛对于一个普通农家而言意味着什么，一头耕牛死了，相当于半份家业也垮了。他急百姓之所急，快速投入工作，决心找出病因。询问、检查、解剖，最终确认这是致死率极高的“牛气肿疽”。当地人从未听说过这种病，书上能查到的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注射一种价格昂贵的进口血清。这种治疗方法在当地根本行不通，面对困局，兽医们一筹莫展，农民则深感绝望。此时，董彝通过药理分析、谨慎试验，最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用盘尼西林代替血清，在病发12小时之内给牛注射，效果不亚于血清，此法一经推广拯救了大批耕牛，在全国引起轰动。随后董彝撰写的 《盘尼西林对牛气肿疽疗效报告》被当时国内唯一的畜牧兽医双月刊 《畜牧与兽医》刊载。他本人也被评为一级技术员（全省仅有五名）。

出色的工作表现让他在当地小有声望，董彝却从未因此沾沾自喜，相反他一直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对于自己的技术经验也从来不做保留，十分愿意与大家分享。无论是兽医干部还是基层兽医，也不论年龄大小是否相识，凡是有人向他提出咨询，董彝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丝毫不做保留。县区乡一级的基层会诊讲解他从不推辞，他觉得能让更多人学会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是好事，所以乐在其中，从不言辛苦。在他看来一个人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共同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的人分别拧成一股绳才能取得蓬勃的发展，所以他十分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

除了技术过硬，工作中对于有困难的同志，董彝也是能帮就帮，从不计较得失回报。有的同志在地方工作时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工作无法开展，提出了请调申请。董彝帮忙与领导协调，事成之后当事人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各方面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职称评选过程中有人徇私舞弊，导致有能力的同志蒙受不公待遇，董彝站出来为他发声，纠正不正之风；很多实践经验丰富且业务能力出色的同志在评高级职称时卡在了论文环节，董彝就认真细致地帮他们修改论文。这样的事不胜枚举，董彝在工作中一直是个热心肠的人。而这种品质得益于小时候母亲对他的教导：要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人，哪怕帮助一句话。有时一句话促人成事，也可能一句话败人之事，千万不要做缺德的事。董彝的确成为了母亲所期望的人，有同事后来对他说： “老董啊，你在50年代红得发紫，却从来没有害过人。”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对一个人的定性有时不取决于他的人品和技术。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利用鬼魅伎俩对董彝进行打压诬陷，致使董彝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这顶 “帽子”一戴便是28年。1958年又被开除留用察看，一切待遇降到最低。文革期间更是遭受了数不清的不公对待和迫害。在异常的岁月里忍受着政治上的压抑和经济上的拮据，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董彝还是那个面对问题第一个顶上去的人。有一次接到临县的急诊电话，他骑着车子蹬了8个小时才抵达，来不及休息就开展救治工作，甚至冒着犯 “政治错误”的风险给病牛做手术。手术成功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果牛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批斗。一点一滴的付出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和信任，面对董彝的遭遇，他们会用最朴实的话语安慰他： “阴天总没晴天多，你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查清的，你的心一定要放开些。”对着这些朴实善良的农民，董彝能做的只有投桃报李，无论多晚多忙，只要有人来求助，他总会第一时间帮忙。有时正在吃饭，农户牵着患病的家畜来了，董彝就赶紧放下碗筷进行诊治。他也从不怕脏怕累，面对直肠脱落或者子宫脱落的家畜，他永远都是那个撸起袖子冲在前的医生。他在安徽省首创了多项畜禽手术技术：牛的剖腹产手术、膀胱缝合手术、瘤胃切开术，马便秘及肠变位手术等，为当地畜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耄耋年华济世忙

1983年，在经受了28年的不公正对待后，党和政府及统战部有关人员通过不懈努力对董彝档案及底档进行细致勘查,否定了所有定案依据。最后，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董彝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平反。当时已经64岁的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常年压在心底的巨石不复存在，同一年又被评为高级兽医医师，董彝觉得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再次迎来新的希望，而他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1991年，72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夙愿一朝得偿，这也是党对他多年付出的肯定。

1995年，75岁的董彝光荣退休。他离开了岗位却离不开工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阜阳地区老年专家协会随即就把 “阜阳地区老年兽医专家董彝小动物诊疗所”的招牌挂在了他家门前，带着小动物前来就诊的人络绎不绝，平均每年不下5000人。他既是一个技术一流、疑难杂症难不倒的老专家，又是一个会在给宠物打针时轻声安抚的好爷爷。看诊之余，董彝参加各个县乡基层农牧站举行的兽医会诊讲座，给青年兽医讲课，少则1-2天，多则7-10天，董彝培训过的兽医有 3500多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外出看诊的次数减少，但是诊所里的电话却成了忙碌的热线，每天都会有人打电话向他咨询、求助，而董彝也会耐心解答、提出解决方法。

看病问诊之余，耄耋之年的董彝开始写书，他把自己多年从医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后人学习研讨，也为畜牧事业再多作一份贡献。以前积累的资料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他只能凭借记忆重新梳理。为了跟上研究前沿，他购买了几十本专业书籍，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技术资料。他笔耕不辍，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至今，他共撰写了12本书籍，其中包括 《实用猪病临床类症鉴别》 《实用牛马病诊疗类症鉴别》等在内的10本关于畜禽病症鉴定的书籍，总计400余万字，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禽畜的常见病症。内容通俗易懂，打破学科界线，摒弃传统分类方法，将数百种畜禽病相类似的症状加以归纳，分别阐述发病原因、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要点、类症鉴别、防止措施等，是非常侧重实用的书籍。此外，他还以自己为原型撰写自传体小说 《百年情缘》，记录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那些曾经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人。

积善有余，厚德载福。董彝一生经历坎坷，却总抱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为人处世，对人真诚友善，对事忍让诚实，对工作热情投入，对技术精益求精，像水一样利万物而不争。他的身上有太多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

（作者系文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