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春市明德路附近，有两幢比肩而立的四层建筑，二者间距不足百米，隔窗能清晰相望。两楼均系红砖挂面灰瓦覆顶，坐北朝南方方正正。这便是吉大的七舍与八舍，堪称为姐妹楼双子座。
七八舍的竣工启用，应当是在60年代初。直至校址南迁，吉林大学的文科各系，除外语专业学生后来迁走外，几乎所有本科学生，都是在这两座楼内住宿饮食、送迎晨昏，相伴共度悠悠数载的读书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本地生长的我，曾和一位邻家姐姐，进过彼时尚还簇新的八舍。记得那是一个上午，朝阳辉映下，红砖灰瓦的大学宿舍，显得分外美丽而神圣。而在我这个初一小“豆包”心里，还渗入了一份遥不可及之感。在整齐朴素的集体寝室，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斯文的男青年，此行我也有收获，从桌上捡起来随便翻看的书，后蒙主人慷慨赠予，记忆中好像是赵树理的一本乡土文学集。
不知何故，自幼时起吉林大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让我最向往的，并非气派高冷的理化楼、庙宇轩昂的鸣放宫，而是经岁月风霜的几番洗礼，仍然颜值犹存，既亲切又接地气的七、八舍，意念中它们才是吉林大学的所在。后来发现有这种感觉殊不足怪，几十年来陆续回返聚会的校友们，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首先来到七舍和八舍忆昔怀旧。许多人在曾住过的寝室里流连良久，在曾行走过的走廊门楣窗棂前驻足凝思，有的甚至禁不住流下热泪。
1974年9月的一天，我拎着简单的行李脸盆及几本薄薄的鲁迅杂文，手持吉大法律系的入学通知书，来到八舍报到。尽管工资就此戛然而止，尽管从3人住的宿舍搬进14人一室的上下铺，但与能跨入知识的殿堂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从1973年到1976年，吉大法律系按照上级规定的“从本单位推荐选拔”的原则，总计从工农兵中招收了四届学员。当时，其他高校也是如此这般，此举恐怕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招生方式。
工农兵学员虽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干起体力活却个个顶用。学校便充分发挥学生们的特长，让我们在大兴土木中屡建奇功。与地质宫前的文化活动广场一路相隔的老外语楼，动工筑基之际红旗招展，学生一片。而且，不仅老师们，连校党委书记也在此行列。
既然如此，我们也乐得“吃大苦、流大汗”。不分男女，一锹锹的挖地基，一筐筐的运泥土，并无人关心和问及日后的楼房谁来享用。一栋栋的盖教学楼和宿舍楼，需要大批量的砖头瓦块。于是，干脆就把“厂家”，即颇具规模的砖窑，搭建在七、八舍眼前的空地上。而脱坯、起砖、码砖等，均设为学生们的“必修课”。几番打工下来，除去点火和把握火候，其它的活计，我们估计差不多可领取单科结业证。
位于宿舍底部的无装饰地下食堂，堪称学生们眼中的天上人间。每逢开餐时刻，蒸气缭绕饭菜飘香，就餐者端着自备盆钵，分两路纵队鱼贯而入，由白衣白帽的师傅给每人盛上一饭一菜。然后，数十人围站在显然已使用多年的木质原色条桌前进餐。
早晨惯常是玉米糊馒头加咸菜，学生们吃得安静迅速，状若风卷残云。午间和晚上，则相对让人在时间方面从容不迫。于是，有的桌上便边吃边聊，话题涉及各个领域，寡油少荤的餐食，搭配上宝贵的精神佐料。
食堂的饭菜虽凭票领取不可随意添加，但系免费供给。每逢月底，班生活委员则负责替大家把没使用的餐券，拿到伙食科“变现”。别看顶多退回块儿八角，却大有用武之地，能支付至少半个月的牙膏和洗涤品费用。若擅长“理财”，譬如让肥皂“一星管二”兼职当香皂，或许还可解决几张电影票的开销。
那年月，学生们进入校礼堂参加任何活动，包括观看部分影剧，都习惯于整齐地列队前往。放映的纪录片，多数为首长接见外宾、工人炉前炼钢、稻菽千层浪、飞机洒农药之类。故事片多系黑白两色，在今天倒颇能满足人们的怀旧情结。还有，男主角剑眉横飞、女领衔杏眼圆睁的8个样板戏反复上映，观众们不断复习，想要背诵些唱段和台词，或者把情节编成单选多选考题回答，记忆力再欠佳也不是啥难事。
书生报国自有肝胆。精神上披枷戴锁，物质生活也存后顾之忧的法律系诸领导和各位老师，果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那本属无价瑰宝的许多文化与知识，被粗暴无理屏蔽的局势下，他们竭力排除各种干扰冲击，千方百计为学生们安顿相对平稳的书桌。同时，经常以只言片语和身体力行，悄然地帮助我们矫正着多少已遭扭曲的“三观”。
那时候，老师们上课，逻辑清晰教案整齐是共性的。黑板上的粉笔字各有千秋，显露出不凡的文化底蕴。有的简直形同字帖，令人叹为观止，值日生简直不忍下手擦黑板。散文诗般的《共产党宣言》、力透纸背的《哥达纲领批判》、晦涩艰深的《反杜林论》经老师们的讲授点拨，让人对其理解和认知，顿时加深几分。
课程门数有限，老师们便随时为学生开启“相关链接”，引导我们阅读汪子嵩的《欧洲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中外好书。
为了给学生们联系实习基地，时任系主任的赵光键先生，不顾60多岁的高龄，骑着自行车与其他领导一道去逐个点上安排落实。实习期间，他还亲自赶赴青岛去看望并督促我们学习。事后才知，常年着一袭整洁的驼色中山装，宅心仁厚倾情工作的赵老，“文革”前曾是吉林省高级法院的院长，那一段正遭遇“流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的境遇。而他的孩子还患有脑病，日常离不开人照料。
怀着在求知路上的几许遗憾，众同学也抓紧时间刻苦自学。许多人开始攻读厚厚四卷的《马恩选集》，有的甚至默默啃起了《资本论》。本人也曾尝试问津这部旷世经典，但最终知难而退。一本外国小说《牛虻》，则不知被谁从中文系宿舍“偷渡”进来。于是，便在法律系几个文学爱好者手中“密电码”般私下里相互传阅。
由外语系高年级学生开设的初级英语课，曾一度不被学生们待见。大约是因为多人考虑到，既然日后不过是返回到工厂、农村和兵营去，外语有什么用处，似乎也看不到前途。包括我这个英语课代表，履职也是马马虎虎，常因收不齐作业挨批。
不过，75级一位漂亮的低调女生，不声不响地盯紧英语。即便在严冬的早晨，也可见伊人站立走廊尽头，靠近挂满冰霜的窗前，轻声低语地背诵或朗读英文。后来，她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生。再后来，又进入了担负治国理政责任的人群行列。她，就是我们吉大的杰出校友信春鹰。
在那粮米限量、副食凭票的年代，一届又一届一名不文的学生，不知有多少人，曾在李放教授那狭小简朴但整洁温馨的家中，谈书论文、度假日吃茶饭，于不知不觉摆脱思家的愁绪。贤良热心的师母黄老师，尽管厨艺娴熟，但不得已的食材拮据之炊，在制作过程中也没少让她煞费苦心。
谁不知晓“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二老压根也没指望获得日后的回报。身为学术泰斗令人敬仰的李放教授，如同一位勤劳朴实的育林人，几十载如一日，满怀热忱地养护绿树苗，送走栋梁材。而他自己，则深深藏林海。
漫漫人生旅途中，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的大学时期，七舍和八舍，无疑是让人永难忘怀的如家“驿站”，而环绕它们周边的一切，也天长日久地深印“客居”者的脑海。(作者系我校法律系77届校友)
